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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形象的知識考古

時間 : 2014-02-16 來源 : 本網原創稿 作者 : 中國(南方)學術網 【字體:

    內容提要: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塑造的黃帝形象,包括政治、經濟和宗教三個主要方面。政治上,黃帝實現了“統一”,并為鞏固“統一”做出重要貢獻;經濟上,黃帝重視發展種植農業及家畜養殖業,在推動農業科技發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黃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權與政治權力于一身的遠古帝王?!妒酚洝の宓郾炯o》中的黃帝,實是司馬遷兼采先秦、秦漢不同時期的史實和思想家們的社會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華文明早期發展階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體現。

  關 鍵 詞:《史記》 黃帝 知識來源 歷史塑造

  作者簡介:許兆昌,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先秦史與中國古代史學史;楊龍,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系統記錄其事跡的最早文獻為《史記·五帝本紀》。①由于年代久遠,《史記·五帝本紀》所述黃帝事跡,很難考實。從知識史的角度看,《史記·五帝本紀》所描述的,實際是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漢代學者心目中的黃帝形象。塑造這一形象的知識來源,既有古往不同時期的歷史依據,也有漢代學者群體及個體的想象。其中的時代因素、真偽問題等都極其復雜。但這些來源復雜的知識通過參與黃帝形象的塑造,最終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文化象征,對此后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分析《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形象,討論這一形象的知識來源及文化意義,既可藉此探討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歷程,把握其數千年來延續、發展的基本線索,亦可以此為角度審視早期史家在中華文明基本特征奠基過程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以下不揣谫陋,從三個方面試作探討,敬請專家指正。

  一、政治“統一”形象

  《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的政治形象,是一位實現了“統一”,并為維護“統一”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君主。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以前為神農氏統治,神農氏之末,出現了“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的政治亂象,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最終通過阪泉之戰與涿鹿之戰,擊敗了兩個重要對手——炎帝與蚩尤,代神農氏而立:“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②

  黃帝成為“天子”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維護“統一”政權的措施。首先,是使用武力強化統一。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對不服從管理的地方諸侯予以武力征討,“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③

  其次,是發展交通加強各地間的聯系?!妒酚洝の宓郾炯o》:“(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④司馬貞索隱:“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⑤在生活相對封閉,各地經濟聯系較少的中國古代,通過道路建設加強地區間的往來,可以有效地遏制地方的分離傾向,最終強化統一的政治格局。

  第三,是通過巡守申明天下共主對于地方諸侯的政治統轄權力。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完成了道路建設之后,即開始大規模的巡守活動:

  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⑥

  黃帝巡守各地,有大批軍隊隨行:“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⑦顯然,這里面亦包含以武力鎮服地方,維持統一的意義。

  最后,是設置專門的官員統領并監視地方諸侯。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所任官員中,即置有“左右大監”,其職責是“監于萬國”。⑧置監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加強對諸侯的管理,維持統一。

  以上四個方面,是《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政治“統一”形象的主要內容。結合上古三代及秦漢時期的歷史,可以看出《史記·五帝本紀》所描述的這些內容,實為采用了不同時期的歷史事實綜合而成,其中還包括思想家們的政治設計。

  首先,關于“統一”的模式,《史記·五帝本紀》主要取材于夏、商、周三代的歷史事實。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針對諸侯的“統一”戰爭,并不以兼并為目的,而是為了保證地方諸侯對天下共主政治權威的服從。一旦實現這一目標,就會解除武力強制,即“平者去之”。⑨張守節正義云:“平服者即去之”,⑩這種“統一”模式,從知識來源上看,正是夏、商、周王朝時期國家“統一”模式的反映。眾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政權體制、國家結構的基本特點,就是一方面王朝“天子”被共尊為天下共主,王朝呈現出“統一”的形態;另一方面王朝內部又諸侯國林立,所謂“天子”實際并不能管理各諸侯國內的政治。

  司馬遷雖然生活在漢代,但他并沒有用秦漢王朝的統一特征描述黃帝的“統一”形象,說明他對不同歷史時期“統一”內容的差異有著清楚的認識。不過,黃帝時期是否已能達到夏、商、周王朝政治的“統一”形式,并無確定的史料可以證實。因此,從知識來源看,黃帝的政治“統一”形象,實際是由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所塑造的。

  需要指出的是,《史記·五帝本紀》描述黃帝時期政權的更替模式,在夏、商、周歷史的基礎上又做了一定的修正,并吸收了堯、舜、禹時期和平禪讓的歷史經驗。夏、商、周時期的王朝更替,都是后一個王朝用武力推翻前一個王朝取而代之,而黃帝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雖使用了大量的武力,但其武力的矛頭卻不是指向前朝統治者神農氏,而是暴虐諸侯,并與之爭奪共主地位的蚩尤與炎帝?!妒酚洝の宓郾炯o》記載,“蚩尤最為暴,莫能伐”,又云,“炎帝欲侵凌諸侯”。(11)這與夏、商、周乃至秦、漢時期的歷史都顯然不同。此外,黃帝是在諸侯的擁護下成為天下共主的,“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這明顯又吸收了堯、舜、禹禪讓方式中的原始民主因素??傊?,在《史記·五帝本紀》所述黃帝創建的“統一”模式中,我們可以同時看到堯、舜、禹及夏、商、周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事實。

  其次,《史記·五帝本紀》所述黃帝開筑道路,加強各地聯系,維護“統一”的舉措,應主要是采用秦王朝的歷史經驗鋪衍而成。前文已述,開筑道路加強各地聯系,是鞏固“統一”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勞動工具以木、石材料為主的遠古時期,大規模的“披山通道”根本做不到。戰國時期,在鐵器冶鑄技術取得飛躍發展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從事大規模的道路開筑活動。而要修建全國性的道路網,更需全國政令取得實質性統一為前提。是以只有到了秦統一天下后,才有條件修筑了廣通四域的“馳道”。據《漢書·賈山傳》:“(秦始皇)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12)因此,《史記·五帝本紀》所謂黃帝“披山通道”,應是司馬遷據秦統一之后的歷史事實所做的想象。

  第三,《史記·五帝本紀》述黃帝為維護“統一”而巡守天下,應既有部分的事實依據,同時又有儒家的理想化設計。巡守制度是先秦時期為加強政治“統一”而實施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渡袝に吹洹芳摧d帝舜的巡守: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13)

  《禮記·王制》亦載天子巡守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14)

  巡守制度除具有前文所提到的強調天子共主地位這一象征意義外,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協調、統一各地的風俗、禮儀、文化及科技,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等。這些措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地方的離心傾向,維護王朝的政治“統一”。夏、商、周時期,王朝中央與地方諸侯的關系相對松散,為維護王朝的“統一”,推行這種制度十分必要。因此,傳世文獻記載的巡守制度,有其歷史依據。但是,黃帝時期是否需要并能夠實行這一制度,目前尚無確切資料可以證明。此外,巡守制度的記載又大多出自儒家文獻,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增入儒家理想化政治設計的成分。例如,天子巡守的地域范圍、所推行的政治舉措、制度化的時間周期等,都可能是儒家根據后代政治發展的狀況及自己的政治主張增飾出來的,不可盡信??傊?,《史記·五帝本紀》所塑造黃帝形象的這一部分,包含了歷史的真實與理論的想象兩個方面。

  第四,《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應是依據西周故事推衍而成。西周王朝的統治體系中,確有置監一事,《漢書·地理志》載:

  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15)

  西周銅器銘文中也有“應監”、“艾監”等稱呼。(16)在西周王朝的政治體制中,監是由王朝中央派出,負責監督地方的特殊官員。(17)監的設置,是先秦時期王朝中央對地方控制日益加強的直接后果。西周以前,夏、商王朝對于地方的控制還達不到直接設監的程度。王國維說:“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蓋諸侯之于天子,猶后世諸侯之于盟主”,而西周時期,情況發生質的變化:“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18)因此,《史記·五帝本紀》所謂黃帝置監,“監于萬國”的說法,考諸傳世文獻及銅器銘文的記載,只能是據西周時期史實而做的擬構,不可能是黃帝時期的實際制度。

  綜合上述,《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的政治形象,可以說是中華早期文明眾多政治實踐及政治理想的集中體現。 二、農業經濟形象

  除實現政治“統一”之外,《史記·五帝本紀》中的黃帝,還在發展農業經濟及推動遠古農業科技發展方面做出過重大貢獻。首先,黃帝非常重視發展種植農業?!妒酚洝の宓郾炯o》載黃帝為擊敗蚩尤與炎帝,做了各種準備,其中就包括發展農業經濟,即“藝五種”。(19)司馬貞索隱:“藝,種也,樹也。五種即五谷也?!迸狁喖庖嵭骸拔宸N,黍、稷、菽、麥、稻也?!?20)司馬遷并沒有把種植五谷的發明權歸在黃帝名下,但無疑肯定黃帝在推動農業經濟發展方面曾做出過重大貢獻。今按《大戴禮記·五帝德》亦記此段文字,原文為:“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21)而《史記·五帝本紀》則為“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前者為“設五量”,后者為“藝五種”。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漢書·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計量也?!?22)因此,“設五量”應主要與商業活動相關。兩種文獻比較,說明《大戴禮記·五帝德》的作者似乎更關注黃帝時期的商業發展,而司馬遷創作《史記·五帝本紀》則更強調黃帝時期的農業發展。

  其次,推動歷法進步。農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歷法知識的進步?!妒酚洝の宓郾炯o》載黃帝能“時播百谷草木”,(23)張守節正義:“言順四時之所宜而布種百谷草木也”,(24)能夠做到順四時之宜,必然是以制定更為精確的歷法為前提。歷法的進步離不開天文學的發展,《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謂“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及“迎日推策”(25)等,歷來注家解釋不一,但都應與大規模的天文觀測與歷法制定有關。

  第三,發展養殖業。農業社會,家畜養殖是最重要的經濟補充之一,黃帝的事跡中也包括發展養殖業。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淳化鳥獸蟲蛾”。(26)司馬貞索隱:“言淳化廣被及之”,并沒有解釋何為“淳化”。按《說文》云:“淳,淥也?!?27)“淥”,《說文》又作“漉”,“漉,浚也?!?28)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浚,抒也”。云:“挹也,取諸水中也?!洞呵锝洝贰dā?,《孟子》‘使浚井’,《左傳》‘浚我以生’,義皆同?!?29)是浚有疏浚、疏通之義,引申則有治理之義?;?,《說文》云:“教行也”。(30)因此,所謂“淳化鳥獸蟲蛾”,顯然不能是道德感化,而應是管理、馴養各種“鳥獸蟲蛾”,即發展家畜養殖業。張守節正義釋“蟲蛾”云:“(蛾)又音豸……《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卑础妒酚洝の宓郾炯o》云:“嫘祖為黃帝正妃”。(31)嫘祖,又作雷祖、螺祖、儽祖等。羅泌《路史》稱:“(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以其始蠶,故又祀先蠶”,(32)是《史記·五帝本紀》“蟲蛾”之說,或與儽祖發明養蠶繅絲技術有關。

  第四,奠定農業經濟的優良發展模式。農業經濟的發展,需要人類的活動與自然環境保持良好和諧的互動關系?!妒酚洝の宓郾炯o》載黃帝能夠“節用水火材物”,(33)張守節正義云:“節,時節也?!渣S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利也?!?34)這說明黃帝已經在歷法進步的基礎上建立起符合環境要求的經濟發展模式。

  以上是《史記·五帝本紀》所載黃帝在農業科技方面所做貢獻。結合其他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也可證明這一形象是由遠古時期中華文明數千年農業科技的進步史實共同塑造的。

  中國是世界栽培農業的起源地之一??脊虐l現證明,距今1.2萬年前后,原始栽培農業在我國的南北地區同時出現。(35)隨著栽培農業的進步,家畜養殖也很快發展起來,在眾多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遺跡中,即發現有華夏先民馴養豬、犬、羊、雞、牛、馬等家畜的證據。傳世文獻對此也有不少記載。如周人始祖棄,史載其“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栐缓箴ⅰ?,(36)對農業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另據《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37)杜預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边@說明為發展農業做出貢獻的并不只周人祖先棄。另外,黃帝之前的神農氏,既號“神農”,也一定與發展農業有關。馴養家畜在傳世文獻中也有不少記載?!妒辣尽ぷ髌吩疲骸半茏鞣!?。宋衷注:“胲,黃帝臣也,能駕牛。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薄蹲髌酚衷疲骸跋嗤磷鞒笋R”,(38)宋衷注亦以為黃帝時人,但據王國維考證應皆為商人祖先。(39)《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藝五種”、“淳化鳥獸蟲蛾”的形象塑造,其知識來源正是我國早期栽培農業及家畜養殖業發展的基本歷史事實。

  制歷科技的進步在傳世文獻中也有不少記載?!蹲髠鳌ふ压吣辍罚骸吧侔倱粗⒁?,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40)根據候鳥的行蹤判斷季節,應是人類制定的最早歷法之一物候歷?!蹲髠鳌は骞拍辍罚骸肮胖鹫?,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41)以觀察大火星(心宿二)的運行判斷季節的更迭,古稱“火歷”,相對于物候歷而言,在精確度上已經有很大進步。由于“大火”星的觀測比較簡易,因此在先秦時期,“火歷”可能已經成為普通百姓判斷季節的基本技能?!对姟め亠L·七月》即已出現“七月流火,九月授衣”(42)之習語,毛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庇^察天象制定歷法的發展,最終導致太陽歷的出現,即通過觀測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周的時長來確定一年的長度,并判斷季節的更迭?!渡袝虻洹酚涊d帝堯時期曾令羲和四兄弟通過觀測日至制定太陽歷:“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眰慰讉鳎骸坝?,長也,謂夏至之日?!?43)“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眰慰讉鳎骸叭斩?,冬至之日?!?44)帝堯時期是否已經能夠制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45)的太陽歷,學術界一直有爭論。2003年,山西襄汾陶寺距今約4000年遺址中發現了“最早觀象臺兼祭祀臺遺址,它是由觀測點、夯土柱和柱間狹縫組成,用于觀測日出方位變化,確定回歸年長度來制訂歷法?!?46)可以證明帝堯時期人們已基本掌握了通過觀測太陽運行來制定太陽歷的技術?!妒酚洝の宓郾炯o》中黃帝“迎日推策”及“旁羅日月星辰”等,反映的正是我國遠古時期歷法科技進步的史實。

  先秦時期,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人們很早即認識到與自然保持和諧共生關系的重要性,并根據這一認識發展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經濟模式?!秶Z·魯語上》: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禁罝罜,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蘗,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47)

  《五帝本紀》中黃帝“節用水火材物”的形象,正是由這種和諧共生的經濟模式所塑造的。

  上述文獻所載及考古發現所揭示的我國遠古時期農業、畜牧業、制歷科技等發展史實,正是司馬遷確立黃帝農業科技形象的知識來源。三、宗教神巫形象

  《史記·五帝本紀》中的黃帝,還是位具有神巫色彩的人物。首先,黃帝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神異能力?!妒酚洝の宓郾炯o》載,黃帝初生,即有異于普通人:“生而神靈,弱而能言?!?48)裴骃集解:“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49)此外,黃帝深通陰陽五行及占卜之事,所謂“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50)張守節正義:“幽,陰;明,陽也。占,數也。言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51)

  其次,黃帝統一天下的軍事活動,多有神異“故事”?!妒酚洝の宓郾炯o》:“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52)所謂“治五氣”,裴骃集解引王肅注:“五行之氣”。司馬貞索隱進一步解釋說:“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屬”。(53)氣在古代中國的世界觀中,是構成天地萬物最基本的元素,同時也構成了巫術交感影響的基本依據,通過對氣施加影響,從而對某一事物作法施術,是中國古代巫術的重要方式。(54)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說明黃帝在發展政治勢力、積極備戰的過程中,曾使用巫術。除此之外,黃帝還“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55)前人注釋或以為是馴獸作戰,但實際可能性并不大。張守節正義以為是對士卒的命名:“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56)此說雖然合理,但對其意義的解釋還不夠完整。實際上,所謂“教熊羆貔貅貙虎”,即訓練士卒模仿猛獸的行為,或者還要穿上用這些猛獸獸皮制成的“戎服”,通過巫術的“交感”來獲得這些猛獸的勇力。這種“威敵”,不僅僅只是命名,在上古社會,也是有實際意義的。

  第三,黃帝的神巫形象,在制度建設方面亦多有表現?!妒酚洝の宓郾炯o》載:“(黃帝)官名皆以云命,為云師”。(57)此段記載亦出現在《左傳·昭公十七年》:“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58)說明是相承已久的遠古傳說。裴骃集解引應劭云:“黃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紀事也。春官為青云,夏官為縉云,秋官為白云,冬官為黑云,中官為黃云?!?59)《史記·五帝本紀》又載黃帝時,曾“獲寶鼎”。(60)鼎在上古三代的政治語言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蹲髠鳌ば辍份d:“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61)張光直先生指出:“商周的青銅禮器是為通民神,亦即通天地之用的,而使用它們的是巫覡?!?62)因此,《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獲寶鼎,描述的也是黃帝形象中的神巫特征。此外,黃帝鞏固政權的政治舉措中,還包括大規模的封禪典禮:“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63)這是通過早期宗教巫術活動確認并鞏固宗主(或盟主)對于天下萬國的政治權力,同時也加強諸侯之間的聯系。

  第四,黃帝的農業科技舉措,也和巫術及早期宗教密切相關。如制定歷法,《史記·五帝本紀》載為“迎日推策”,即除了觀測天象,進行推算之外,還應包括對太陽舉行一定的巫術儀式?!秷虻洹份d羲和觀測太陽,制定歷法,就有“寅賓出日”、(64)“寅餞納日”(65)等活動,偽孔傳:“寅,敬。賓,導?!瓥|方之官敬導出日”,“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66)這是因為,遠古時期人們雖然掌握了不少科技知識,但卻不能用我們現在的語言來表達,因而使這些科技活動往往披著宗教巫術的外衣。

  宗教神權是早期國家權力賴以形成并得以鞏固的重要力量。人類學家弗雷澤在研究多個地區早期文明基本特征時曾指出:“在世界很多地區,國王是古代巫師或巫醫一脈相承的繼承人?!?67)早期宗教神權之所以能夠成為處于發軔階段之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依據,一方面是因為權力擁有者披著神權的外衣,可以恃神權發號令;另一個方面的重要原因還在于早期宗教的實踐者——巫師集團,同時也是知識的擁有者與傳播者。知識——通常是在早期宗教外衣包裹下的知識——的壟斷構成了社會經濟以及社會權力壟斷的實際基礎。從這個角度看,《史記·五帝本紀》針對黃帝神巫形象的塑造,是有其歷史根據的。但是,這些具體的史實卻不一定都真實地發生在黃帝身上。由于年代久遠,而早期史家一般僅注意政治、軍事歷史,因此今天很難一一確指《史記·五帝本紀》所述黃帝神巫形象的史實來源。但結合考古資料及傳世文獻,仍能發現司馬遷所創造的黃帝神巫形象,實際也是不同時期歷史的疊加。

  例如,黃帝獲寶鼎。據考古發現,夏代的鼎都還比較罕見,規格也很小,不足以承擔溝通天人的神圣意義。青銅鼎的制作在商周時期才充分發展起來,周代各種禮事活動中,以鼎為中心發展出所謂的列鼎制度,說明鼎在宗教神事活動中已經居于中心地位?!妒酚洝の宓郾炯o》強調鼎在黃帝神權中的符號意義,顯然是以商周以來的史實為根據的。

  又如,黃帝封禪。據各種史料記載,司馬遷之前真正舉行過封禪大典的,只有秦始皇與漢武帝。有關封禪之禮的各種說法,大多出自戰國儒生和方士,而他們也都是“議各乖異”,(68)《管子》中有《封禪篇》,今已佚,而《管子》是戰國時期及以后作品??鬃泳佑隰?,緊臨泰山,未嘗對弟子言及封禪?!蹲髠鳌分幸矎奈从涊d封禪一事。說明封禪當是戰國所造之說,而至秦漢才真正實行。因此,《史記·五帝本紀》所謂黃帝封禪一說,應是雜糅秦漢事實及戰國儒生、方士之說而塑造出來的。不過,封禪之事雖然晚起,但祭山活動很早就已出現。據《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69)春秋晚期,季氏旅祭泰山,僭越諸侯之禮,引起孔子的不滿。(70)從這個角度看,黃帝封禪,或又可在更古老的名山崇拜中尋找到知識來源。

  以上分別從政治、經濟及早期宗教三個方面分析了《史記·五帝本紀》所塑造的黃帝形象及其史實來源。就具體的人物考證而言,《史記·五帝本紀》中有關黃帝的“記載”,大多難以信據;但從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角度看,所述又往往言之有據。不難看出,《史記·五帝本紀》中的黃帝,其實是一個文化符號的存在,是中華文明早期發展階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體現。這些早期成就,經由司馬遷所塑造的黃帝形象而獲得強化性敘述,最終又在后人的不斷敘述過程中發展成一種文化傳統,其中如追求統一的政治模式,強調與生態保持平衡和諧的經濟模式,政權壟斷神權的宗教模式,等等,對中華文明其后數千年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透過《史記·五帝本紀》,我們可以突出地感受到史家在“重建”人類過去的活動中所擁有的支配能力。這種針對過去的“支配”性重建,借用??碌恼撌?,實際正是在追求“連續的話語”的過程中,把“人類的意識變成每一個變化和每一種實踐的原主體”,(71)歷史知識因而損失了寶貴的有效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路磳鹘y史學那種通過文獻重建過去的種種努力,主張將“文獻轉變成重大遺跡”,使文獻本身“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們區分、組合、尋找合理性、建立聯系,構成整體”,(72)從而獲得有效的歷史知識。本文通過《五帝本紀》分析黃帝形象的塑造,也是這種為追求歷史知識的有效性而做的一次小小嘗試。

注釋:

 ?、偬饭凇妒酚洝の宓郾炯o》中所述黃帝事跡,一部分源自孔子的傳述,參見《大戴禮記·五帝德》,同時也參考了其他先秦史料。

 ?、凇妒酚洝肪硪弧段宓郾炯o》,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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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3頁。

  (12)《漢書》卷五一《賈山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328頁。

  (13)阮元編:《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27頁。

  (14)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26-329頁。

  (15)《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7頁。

  (16)李學勤:《應監甗新說》,《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1期。

  (17)耿鐵華:《應監甗考釋》,《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6期。

  (18)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頁。

  (19)《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3頁。

  (20)《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4頁。

  (21)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8頁。

  (22)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第118頁。

  (23)《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6頁。

  (24)《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8頁。

  (25)《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6頁。

  (26)《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6頁。

  (27)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37頁。

  (28)許慎:《說文解字》,第236頁。

  (29)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61頁。

  (30)許慎:《說文解字》,第168頁。

  (31)《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10頁。

  (32)羅泌:《路史》卷一四《后紀五·黃帝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版,第25-26頁。

  (33)《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6頁。

  (34)《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9頁。

  (35)胡效月、安成邦:《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綜述》,《安徽農業科學》,2007年第25期。

  (36)《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12頁。

  (37)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1512頁。

  (38)秦嘉謨:《世本輯補》,宋衷注,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358頁。

  (39)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第211-213頁。

  (40)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1361-1362頁。

  (41)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866-868頁。

  (42)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頁。

  (43)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

  (44)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30頁。

  (45)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30頁。

  (46)李維寶、陳久金:《中國最早的觀象臺發掘》,《天文研究與技術》,2007年第3期。

  (47)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8頁。

  (48)《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1頁。

  (49)《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2頁。

  (50)《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6頁。

  (51)《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8頁。

  (52)《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3頁。

  (53)《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4頁。

  (54)參見許兆昌:《先秦樂文化考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24頁。

  (55)《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3頁。

  (56)《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5頁。

  (57)《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6頁。

  (58)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1360頁。

  (59)《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7頁。

  (60)《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6頁。

  (61)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602-603頁。

  (62)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一),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322頁。

  (63)《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6頁。

  (64)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29頁。

  (65)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30頁。

  (66)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第29-30頁。

  (67)[英]弗雷澤著,徐育新等譯:《金枝》,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頁。

  (68)《史記》卷二八《封禪書》,第1366頁。

  (69)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頁。

  (70)事見《論語·八佾》,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2頁。

  (71)[法]??轮?,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3頁。

  (72)[法]??轮?,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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