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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嶸: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合法化研究

時間 : 2013-12-18 來源 : 本網原創稿 作者 : 中國(南方)學術網 【字體:

長期以來,在中國國內學術界,基督教家庭教會問題被列為研究禁區,鮮有公開的討論[1],致使因不了解基本情況,家庭教會進一步被政治化和神秘化而成為了一個高度敏感的社會問題。

   為改變這種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批準立項對家庭教會進行實證調查。這項研究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實地調查。包括家庭教會的信仰、傳教線路和方式、主要活動內容、地區性教會組織、宗教印刷品來源、宗教活動場所、宗教禮儀、主要人員狀況、信仰者及其組織要求、宗教活動經費、當地政府宗教部門管理、與境外聯絡等。第二,理論分析。包括信教群眾與家庭教會組織之間的聯系、主要人員的政治面貌和職業分布、政治傾向與要求、主要人員的宗教信仰真實性、各級宗教組織之間的聯系、當地政府的宗教管理現狀、宗教人員涉嫌犯罪及其可能性、參與當地社會生活,包括慈善事業、其它公益性活動和一般社會活動、國家公職人員和黨政干部信仰基督教及其影響、國內基督教組織與境外聯系及其發展趨勢、對現在和未來我國社會穩定的影響和作用等。第三,政策研究。包括界定正常的宗教活動、非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具有危害性和危險性傾向的宗教活動。從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課題組成員先后到了陜西、河南、河北、山東、浙江、江蘇、云南、湖南、重慶、海南、江西、福建、廣西、廣東、四川、湖北、陜西、安徽、遼寧、吉林等十幾個省份進行實地調查,并多次召開各種類型的理論研討會和重點案例的分析會。

   經過研究,課題組認為,當前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發展迅速、類型多樣,且因非法生存而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為此,需要有新的政策安排。

   

   一、當前中國基督教發展狀況

   

   一般認為,中國的家庭教會大體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2]。首先是地下傳教階段。1950年,中國基督教界開展了宗教“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由于觀念上過于強調教會的政治功能,逐漸被官方所主導。但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基督徒不認可“三自運動”的一些理念。特別是在大躍進后期,農村出現了“三自教會”[3]之外的地下傳教活動。對當時的情況,基督教內有“三個半省”的說法,三個省是指安徽、河南和山東,半個即浙江的溫州。當時在安徽省的西部、河南的南陽地區、山東的某些落后地區及浙江的溫州地區有許多“三自教會”之外的傳道人進行著各種傳福音活動并建立了一些地下的教會組織。在文革后期,基層政府開始逼迫,由此導致這些教會解散,特別是南陽地區和阜陽地區,傳道人開始四處逃跑。但直到這時還沒有“家庭教會”一說,所有傳道人都處于秘密地下狀態。

   文革結束后,“三自教會”開始恢復活動。1979年鄧小平訪美,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本人是南浸會教會的執事,由于中美關系的改善,美國背景的海外資金、書籍、資料、圣經大量進入,更因為中國社會自身的結構邏輯與信仰需求,相對于“三自教會”之外出現了家庭教會。在八十年代初,由于“三自”內部歷來的種種矛盾和沖突,主要是信仰立場的區別、內部的權力之爭和政府的強勢干預,一部分“三自教會”的成員進入家庭教會體系。到八十年代,在海外的支持下,尤其是趙天恩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還有香港包德寧的工作,等等,使海外教會和家庭教會有了更多的接觸和聯系,團隊式家庭教會正式形成。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城市化進程加速,面臨世俗化、城市化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強大挑戰,教會一時無法適應,出現混亂。到九十年代中期,隨著團隊體系達到鼎盛,其內部問題也逐步暴露:一是教會體制問題,如家長制、個人崇拜等等;二是教義問題,各種異端、邪教紛紛出現;三是政府加大打擊力度,導致教會的對抗性大大增強。從此之后,海外教會對國內家庭教會的資金支持開始逐步減少,以此使團隊的控制力開始減弱,推動團隊教會獨立化和轉型為地方型教會,地方教會意識開始興起。

   基督教家庭教會經過1990年后的快速增長,到目前,具體有多少信教群眾,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數據是: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曹圣潔2006年4月18日表示,基督教信徒超過1600萬人[4]。國際基督教研究機構(TheCenterfortheStudyofGlobalChristianity)認為中國基督教信徒已經達到一億。網上流傳據稱,韓國基督教會的統計圖稱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一億二千萬。BBC在2008年3月12日報道稱,中國基督教人數近7000萬?!吨ゼ痈缯搲瘓蟆?008年7月4日文章認為中國基督教信徒已近7000萬。

   

   根據我們的調查,目前中國三自教會人數在1800萬至3000萬之間,家庭教會人數在4500萬至6000萬之間,兩者加起來可能是六七千萬左右。我們的根據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綜合其它各方面的數據;其二,與許多多年都在各地從事神學教育和福音傳播的傳道人討論;其三,根據抽樣調查。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這里列出的數據也是根據當地宗教人士的估算及對部分教堂的走訪獲得的。而且在許多地方,如河南的一些農村地區,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并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而在現實中,家庭教會的數字往往被夸大,三自教會的數字往往被壓低。因為家庭教會喜歡夸大人數以吸引外界注意,尤其以中部安徽、河南團隊為甚。三自教會不愿意向官方匯報真實人數,以免給官方發展過快的印象。同時宗教局也不愿向上匯報,以免給上級控制不力的印象[5]。家庭教會的人數是三自教會人數的數倍則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事實。這是因為,宗教局統計的信仰者人數是在兩會登記入冊受洗的人數,排除了家庭教會成員和未受洗入冊的信徒。對信徒身份的認定也很難達成統一的標準,有人未受洗卻自認為是基督徒;有人經常參加教堂活動、對基督教抱有好感,但仍徘徊在基督教門口,這也是對某地基督徒人數很難做出準確統計的原因。

   從發展區域來看,除少數民族區域外,三自教會在全國各縣市都普遍存在。而家庭教會主要分布在這幾個區域:淮河流域基督教信仰帶,主要地區為河南、安徽和蘇北;閩浙沿?;浇绦叛鰩?,主要地區為寧波、臺州、溫州和福州、泉州等;云南和陜西榆林地區也較多。在陜西榆林地區,每個鄉鎮有4、5個教堂,家庭教會就更多。河南、陜西這些區域應該重點研究。一般認為,地域上分布的差異,跟傳教士最早來的地方有關,可能還要從歷史原因上找找。云南地區很好解釋。榆林地區、淮河流域這一帶傳教比較活躍。在山東,韓國的傳教士比較多,他們一邊辦工廠,一邊傳教,許多工人都變成了教徒。

   基督教家庭教會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原因十分復雜[6]。具體來說,有如下幾個方面:

   (1)從信仰的需求角度來說,新中國成立后,執政者采取各種方式限制民眾對傳統宗教的信仰,而強迫人們把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共產主義作為信仰。雖然宗教信仰的有形部分被沖擊得七零八落,而民眾的宗教觀念并沒有被肅清。文革后,也就出現了信仰真空。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基督教的發展,“實際上是傳統宗教觀念極普遍的中國老百姓在信仰對象上的一種轉移或移情”。

   (2)從社會方面來說,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狀態和平而穩定,民眾對精神生活的要求也隨之提高。而且,由于當前中國社會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等社會問題的存在,使民眾的精神壓力日益增大,人們需要宗教的慰藉。

   (3)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內在的驅動力?;浇痰慕塘x規定:傳福音是耶穌基督復活升天時頒下的大使命,要求信徒廣傳福音;將“見證”和“異像”講給其他人聽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就極大地推動了農村基督教的發展。農民們看病難、農村醫療設備差、病者難以支付高額醫療費用等,使病者及其家人往往把病愈寄托在神靈保佑上,特別是信教者宣講:“信仰基督教,心誠禱告病就會好”,再加上其他有重大疾病的信徒禱告后病愈的“見證”,使許多有病的村民及其家人感受到基督教的神奇和力量,紛紛皈依了基督教。根據我們在河南農村的調查,基督徒有80%以上因家人有病才信教。這也是農村基督徒病者多的一大特點。

   (4)農村教會的社會功能也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教會的信徒多是鄰里、親屬,或鄉里其它熟知人員,這些人在農閑時很愿意聚到教會,信徒在此進行交心、攀談、查經等,而且此時教會也時常舉辦音樂班、學習班、誦經班等活動,在文化娛樂活動較為貧乏的農村,教會對于孤寂的人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5)農村信徒的團隊觀念也很強,信徒間彼此關愛也非常明顯,若某位信徒家中出現事故或有困難,其它信徒會自發地組織起來,給予無償的援助和關愛。最為常見的是,農忙時沒有能力完成農田作業的信徒家庭往往在其它信徒無私的幫助下,提前完成農活作業,有些信徒甚至將自家的農活拖后,也要獻愛心和奉獻。農村教會的這種社會功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別是對五保戶、孤寡老人和其它孤寂者。

   (6)家庭阻力的助推力也是存在的。20世紀80、90年代,農村信徒中出現婦女多的現象(現在這種情況也存在)。一般而言,中國農村婦女在家中的地位不高,有的還要受到丈夫和公婆的管束,早期的一部分婦女信徒頂著家里重重壓力,特別是為教會奉獻財物、無償幫助其它信徒時,有時還會受到不信教丈夫的辱罵甚至毒打。但是堅定信仰的婦女表現出博大的胸懷,在家中默默地多干活、孝敬公婆、照顧孩子、改掉以前吸煙、喝酒、賭博等惡習;特別是家中出現事故時,得到其他信徒的無私幫助;家中病者在信仰者的禱告下病愈等。這些都逐漸感化了不信教的家人,有些家庭也就不反對信教和奉獻,有些婦女還將福音傳給家人。

   (7)目前農村青年信教群體開始出現,這些人多數是在長輩的感染和熏陶下,經常接觸基督教教義和見證,對基督教越來越抱有好感,并自覺、不自覺地信仰基督教。但是許多信教的青年人多礙于情面,一般都不主動公開自己的信仰,也很少到教堂禮拜,擔心其它同齡人笑話他們迷信。這種無形的社會壓力也促動他們在同齡人中尋求知音,勸說朋友們信教,以期達到同等認同身份。特別是到了成婚的階段,信仰者一方一般都極力向結婚對象傳福音,以便在今后共同生活中有共同志向。

   (8)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基督教發展的這些情況與國家對農村基督教管理比較寬松相聯系。地方宗教部門一般都認為,當前宗教局工作的側重點并不是擔心信徒的劇增,而是引導信徒愛國,維護社會穩定、和諧。若發現某鄉村有50多人在家庭聚會,宗教管理局的干部會主動與這地方的信徒聯系,批準他們建立教堂;若人數少,不具備建立教堂的條件,他們會責成地方“兩會”人員做這些信徒的思想工作,引領他們到正規教堂活動,待條件成熟后會立刻批準建立新教堂。正是由于有適宜的政策空間,使鄉村新建教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反過來,教堂的增多又吸引其他不信者入教、信教者的宣教熱情升溫,特別是沒有教堂的鄉村,信徒為了能在本鄉村建立教堂,會更加積極主動地發展新成員。

   

   二、家庭教會的治理模式和類型

   

客觀地說,對家庭教會進行分類是十分困難的。如果從活動范圍來看,家庭教會大概有這些分類:全國范圍或跨省范圍的體系,一般稱為團隊、團契,如徐州淮海福音團契、中華福音團契;潁上團隊、利辛團隊等;省級區域范圍的體系,亦稱團隊,限于本省范圍甚至只到市范圍,如大慶團隊、淮北團隊等;本地教會體系,只限于當地,已在本地立足,但還未能向外拓展,除了藏區應該每個縣都有。全國性團契趨向比較明顯,像中華福音團契值得很好地去研究。從團契的活動范圍來看,

溫州在把宗教帶到全國各地,北京的幾個大教會都與溫州有或多或少的聯系。

   從治理模式來說,基督教家庭教會主要有兩種管理方式,一種是聯邦式的長老會體制。這種類型的教會往往有聚會處(小群聚會)背景,深受倪柝聲“地方教會”思想的影響,神學上是福音派立場,強調分權和制衡,強調教會自身的獨立主權。主要分布于江蘇、浙江、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第二種是中央集權家長式的團隊模式,靈恩派的此種傾向往往最為強烈,形成一些可控制教會的領袖人物。主要分布于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區。這個問題課題組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做,因為課題重點不是宗教內部的活動。

   宗派是基于不同的神學立場形成的。關于家庭教會的宗派劃分問題,就神學立場而言,中國家庭教會基本上是基要派基礎上的福音派?,F在有兩種神學思潮影響家庭教會的神學立場,就是改革宗運動和靈恩派運動,從而使中國教會的未來趨勢基本上劃分為三派:福音派、改革宗和靈恩派。

   綜合以上的分類標準和根據家庭教會的發展過程,可以將家庭教會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是傳統家庭教會,有五個方面的特點:(1)與“三自”教會沒有組織聯系、并相互抵觸,沒有得到政府認可;(2)聚會地點一般在信徒的家里,規模比較??;(3)最關鍵的一點是對外不開放,有較為固定的人群,這是一個典型的熟人社會,只有通過內部人才能進入其中,外界很少能知道其中的人員和組織結構;(4)這些人聚集到一起進行各種宗教活動,也不需要特別的神職人員,有些由年紀比較大,靈修比較好的人擔任活動的主導;(5)多采用家長制治理模式。傳統家庭教會在中西部地帶分布較多。在河南調查發現,有的教會活動就在一間破爛的小房子中進行,外部的人絕對不知道是什么東西。課題組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雖然找不到他們的教會,但信徒的家門口會貼上教會發的對聯,對外表明我是信教的,但必須要熟人才能帶進去。在河南的很多農村都存在這個現象,每一個認為自己信教的信徒,就在門口貼這種對聯。他們的教會活動,主要是大家聚在一起念經唱歌。

   第二,開放式的家庭教會,有五個方面的特點:(1)教會不再按照親朋關系而是教會章程所確定的成立教會的同工來組織,管理制度更加完善;(2)聚會規模龐大,有的教會信徒達上千人;(3)透明程度較高,信徒公開聚會,個別教會還建立了教堂;(4)對“三自”教會的抵觸情緒逐漸淡化,但仍不與“三自”教會往來。(5)多采用分權和制衡的治理模式。開放式家庭教會往往處在東部經濟較為發達地區。

   第三,城市新興教會,有六個方面的特點:(1)獨立性很強,不受“三自”教會約束,與傳統家庭教會也沒有隸屬關系,橫向聯系剛起步;(2)沒有歷史包袱和傳承,根基很淺,絕大多數教會還沒有建立教堂,而是租用或購買寫字樓來進行宗教活動;(3)公開化程度高,信仰公開告白,信徒公開聚會;(4)信徒多是城市青年的白領階層,文化層次較高,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占有一定比例,有些教會就是由大學生團契發展起來的;(5)強調教會建制和組織管理的民主化;(6)重視政教關系建設,積極主動地與政府對話,主張教會在“三自”教會體系之外進行登記。

   

   三、非法生存和沖突不斷

   

   中國政府對待家庭教會的態度很復雜。就中央而言,公開的文件和法律法規含糊不清,未對家庭教會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確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這種宗教政策屬于典型的“鴕鳥政策”。這樣,就給地方政府相對寬容或濫用權力留下了空間。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會”這個概念指稱家庭教會。從目前地方宗教政策的實際執行狀況來看,差異較大。一般來說,東部發達地區的政策較為寬松,常常采取漠視態度;中西部落后地區對待家庭教會則較為嚴厲,經常會用嚴厲的措施進行打壓。最近也發生過不少打壓的事件[7]。政府的打壓政策常常起到事與愿違的效果。在浙江溫州,基督教發展最迅猛的時候,也是政府打壓最嚴厲的時候。因而,寬松的政治環境為家庭教會的發展提供了政策空間,打壓政策也同樣為家庭教會提供了非法生存的空間。

   從某些地方政府對家庭教會以“非法聚會”的名義進行打擊,就可以看到它們“非法生存”。雖然這并不意味著基督教家庭教會的存在本身是非法的,但其生存方式上卻是“非法”的,政府可以隨便找一個理由來進行打壓。這種“非法生存”會帶來三個問題。

   第一,會帶來教會的財產糾紛增加。比如一些家庭教會雖然擁有了一些資金,但在購置房產等大型固定資產時,卻由于不是獨立的實體,而是以個人名義買的,這種狀況就有可能產生財產糾紛。

   第二是教會的地下秘密化?,F在一些出了問題的教會組織如“三班仆人教”等案件,均有一個秘密化的問題。這種秘密化有些來源于政府的打擊,有些是由于一些宗教領袖有意把自己秘密化,從而產生神秘感;有些人別有用心,由于秘密化,他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們聚會都在地下室,或者把窗簾都拉起來,如此惡性循環?,F在家庭教會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正因為敏感,大家不敢公開討論,更使教會的活動蒙上了神秘色彩。

   第三個問題是宗教維權的政治化,帶來政教關系的緊張。由于家庭教會不明確的法律地位,地方政府常常采取措施干預教會的活動,甚至以“邪教”為名進行取締。這就使家庭教會與政府形成一種微妙的復雜關系。家庭教會為了在法律夾縫中求得生存空間,不斷地采取措施維護自身的宗教權利。但由于它涉及到的問題太復雜,地方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強硬措施。而且,在對待家庭教會的態度上,政府的“政治化”傾向比較嚴重,經常以危害社會治安為名進行打壓。

   

   四、社會目標和政策選擇

   

   現在有部分人把宗教問題當成政治問題,經常有人把基督教當成西方改變中國的戰略武器。事實上,只要中國的廣大信眾對基督教教義有正確的理解,真正按照基督教教義去進行宗教生活,天也塌不下來。要相信中國的幾千萬基督徒的智力,他們同樣對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負有責任,有人要利用他們應不會那么容易。

   還有一種說法,基督教家庭教會“為中國民主發展提供道德和精神資源”,“為民主發展提供組織資源”。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這句話在西方語境下也許正確,但在中國會遮蔽很多問題。這表面上在肯定基督教家庭教會,實際作用則是讓執政者更加懼怕基督教家庭教會,讓政府和教會零和博弈,在政權的長治久安目的下,最終傷害底層那些政治參與并不熱情的民眾。實際上,現在做教會的有騙錢的,但絕對是一小部分,而大量的人認為宗教是他們的生活和信仰,是精神的皈依。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基督教既不是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戰略武器,也不是使中國民主化的工具,它是人們的一種精神生活,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生活。信教是人們內心的一種體驗,在這種體驗中他們尋找到某種皈依,并相信世間萬事都有主的安排。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政府不要把宗教當政治;精英不要把教會當工具;民眾不要把教徒當異類[8]。

   正因為如此,國家對待基督教家庭教會的政策應進行適當的調整。這種調整有三個方面。

   第一,承認家庭教會的合法存在,不要裝作看不見。我們一定要客觀地、實事求是地面對我們現實存在的問題?;浇?、家庭教會在社會中已經客觀存在了,既然客觀存在,就應將它合法化。如果不賦予其一定的合法地位,那么,在法律框架內沒有它的生存空間,它就可能要承受“非法生存”的壓力,轉而尋求其他方式生存。這樣對社會各界都是很不利的。

   第二,準許家庭教會在“三自”體制之外登記。對于登記可以有幾種方法。第一種方式是獨立于“三自”體系之外的宗教活動場所登記,由家庭教會向各地的宗教事務局直接提出申請,使家庭教會的聚會點成為政府承認的宗教活動場所;條件許可的可以建教堂。第二種方式是宗教團體法人即教會登記,使《宗教事務條例》第六條落到實處,教會成為真正獨立的宗教社團法人。第三種方式是實現教會的備案制。這一點可能一下還做不到。登記主要是出于對公共場所安全等方面的考慮,如有沒有防火安全設施等等,不要把它變成政治問題[9]。此外,由于在家庭教會看來,基督教協會比“三自”更加合乎基督教傳統,也要將基督教協會和“三自”以合適的方式區分出來,并且允許家庭教會選擇自己所滿意的基督教群眾性自治組織登記。

   第三,批準登記后的家庭教會或單位聯合興辦神學院,一定要公開辦,堅決反對秘密化[10]。教育不能搞秘密化。課題組負責人曾和個別教會人士有過爭論。我們最擔心把孩子教育壞了。對我們的報告,有關領導作了批示,現在有關部門正在對家庭教會作大規模的調查。他們征求我的意見,我說還是這三點,一定要認可它的現實存在。我們沒有退路,因為這么多人怎么辦?與其把它變為非法組織來打擊,不如讓它成為合法組織,公開化,不愿意登記可以,但要給予尊重各方利益的管理。秘密辦培訓學校堅決不允許。這就要給予他們公開辦培訓學校的權利,并且為落實宗教信仰自由創造條件。明確地說,在權利的基礎上營造責任,合法性才能賦予家庭教會公開性的義務和道德要求。

   

   (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注釋:

   [1]這種狀況的最初改變是2008年10月8日。在北京大學世界宗教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我發表了“基督教家庭教會向何處去?”的演講,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高師寧教授、劉澎教授,上海大學的李向平教授就這個演講進行了點評并就自己對基督教家庭教會的問題發表了意見。在2008年11月21日在國務院發展中心民族研究所家庭教會專題討論會上,我發表了“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合法化研究”的演講。在這前后,我發表了兩篇比較重要的對話。第一篇是《基督教的發展與中國社會穩定》,第二篇是《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向何處去》。我還做了很多演講,包括2008年4月2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做的“基督教的發展與中國的社會穩定”,2008年6月10日在中國農業大學做“基督教的發展與中國的社會穩定”專題講座;2008年6月18日在廣東中道論壇做“基督教的發展與中國的社會穩定”專題講座;此外,在中央黨校政法部、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山東大學、浦東干部學院、中國青年干部學院、北大馬列院、清華大學等授課和演講中我都講到了基督教家庭教會目前的狀況和出路問題。

   [2]于建嶸:“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向何處去?”,(沈和林談話),載《領導者》2008年8月號。

   [3]這里的“三自教會”,確切地說是“三自”體系之下的基督教會。官方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是中國政府主導的“群眾性自治組織”,是一個無神論行政體系。而基督教會是基督教的信仰組織與團契。行政性的權力支配關系,促成了這個特殊的教會體系的產生。由于各種因素,社會各界通常對此區別有忽視。外界更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基督教協會在信仰上和組織上,在各地家庭教會看來,合法性遠遠高于“三自”。

   [4]有宗教人士指出:三自對于基督信徒數量的統計是失實的,因為:(1)地方政府不敢如實上報;(2)有的地方宗教局登記時要收錢,信徒不愿交錢;(3)還有些信徒認為信仰是屬神的事情,不是俗世的事情,因此不愿到政府機構登記(于建嶸:“基督教的發展與中國社會穩定”,載《領導者》2008年4月號)。

[5]我們在河南調研時,找到地方的宗教局局長,他談到家庭教會的情況,他說基督教徒有幾萬人。我說為什么你只說這么多,

他說不好講,因為中央沒有明確的態度。假如中央來調查,有十個我們只說一個,因為這不像種樹,報得多有表揚,這個講得越多麻煩越大。這種心態太明顯,是典型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裝作沒看見。當然沒看見也有好處,教徒說既然沒人看見,那我們只管做我們的,所以有人說現在的宗教信仰和活動很自由。

   [6]于建嶸:“基督教的發展與中國社會穩定”,載《領導者》2008年4月號。

   [7]比如2007年1月1日,河北省保定市市委黨校內的一間辦公室里,來自十多個省市的40多位基督徒正在聚會,突然遭到當地警方包圍,40多名基督徒全部被帶離現場接受審訊。2007年1月4日,河南省方城縣二狼廟鄉安樓村西莊隊的十幾名基督徒聚會,被當地警方襲擊,三名基督徒被帶到派出所審訊,其中包括家庭教會地下神學院的一名教師安文慶。2007年7月10日,安徽省明光市警方以“非法聚會”傳訊了明光縣橋頭鎮的家庭教會傳道人呂井祥,他的家庭就是接待家庭。2007年7月11日,江蘇建湖縣鐘莊家庭教會正舉行“和諧直通車”兒童主日學夏令營培訓。當地政府、公安局、三自委員會,以及協警共出動十輛車子,以取締“邪教”為名,要求參加夏令營的150名兒童離開,帶走教會負責人及主日學老師共8人,沖突中教會兩名同工受傷。2007年7月14日,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烏達區四位家庭教會領袖被警方傳訊。2008年5月11日,位于北京市北三環附近的華杰大廈內,北京守望教會的主日敬拜正在進行。北京警方和宗教管理部門認為這是“非法聚會”,要求停止教會活動,并要求登記身份資料。

   [8]我只是把它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來研究,而且堅決反對任何人把宗教與政治等同起來,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宗教去政治化,脫掉政治的敏感性。我一直認為,在中國沒有敏感不敏感的問題,只有重要不重要的問題,正確認識和處理基督教家庭教會的事情已迫在眉睫!不要動不動就認為基督教很敏感,我們一定要讓家庭教會問題“脫敏”。

   [9]在登記問題上,家庭教會代表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有持對抗立場的,他們認為中國現行的法律和政策扼制了宗教自由,家庭教會不需要政府的認可。靈恩派和全國性團隊大概如此。也有持對話立場的,愿意主動和政府對話,只是由于長期隔閡,不知如何和政府接觸。還有持穩健立場的,既不刻意對抗,也不主動對話,愿意在法律框架內確立自己的法律身份。溫州的教會多持這種立場。有這些意見沒有關系,有些事只要大家把觀點表達出來,就有解決的辦法。況且,這樣對政府把握政教關系的主動權也有好處。政府盡可以放心和那些持對話立場的教會對話,展現自信形象,體現國家宗教政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10]目前,在大的家庭教會里都有培訓班,并且已形成自己較為完整的、成熟的培訓體系。培訓教師以家庭教會傳道人為主。他們開什么課呢?他們開的課程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包括教牧課程,有圣經、釋經學、系統神學、歷史神學、講道學、宣教學、倫理學、教會管理、護教學等,面向教會實踐;以及人文課程,包括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科學與信仰等課程,主要開闊學生眼界,增強和外界對話與溝通的能力,力求使教會走出封閉、偏狹。然而,培訓班是封閉的,學習是保密的。當然,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培訓班之所以秘密化,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政府沒有給他們公開辦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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